无字史记（出版书） 第9节
吊诡的是，卡拉苏克文化的强盛，竟然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卡拉苏克人能够与商朝人互相交流，这意味着两个政权之间的空间里已经填充了足够多的族群，他们充当了远距离文化交流的接力手。不论是中国北方地区还是蒙古高原上，都有许多族群生活，他们彼此之间或战或和。卡拉苏克人扩张，势必引发一轮族群大混战和大迁徙。
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第一张骨牌，就会引发一连串骨牌倒下。当卡拉苏克人驾驶着战车向南、向东挺进时，原本生活在北疆草原的那些阿尔泰部落在压力下往东南方向寻找生存空间，于是又挤压了盘踞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的古羌人部落；古羌人部落又把这种压力沿着河西走廊向东传导，影响了甘肃东部和陕西的各个族群。在那些族群中，有一支就是周人。
史书记载，周人早期生活在“戎狄之间”。按照商朝人对外部族群的定义，西边的族群曰戎，北边的族群曰狄，周人恰好就位于西北方向上，最初可能活跃于甘肃东部到陕西西部一带。史书还记载，周人的早期首领古公亶父因为族群受到戎狄各族群的威逼，率领部众从豳这个地方向东南迁徙到岐山下的原野，这就是所谓的亶父迁岐事件，从此周人的历史翻开新的篇章，在岐山下的周原逐渐壮大自己。再然后，周人挥师东进，在商朝因为与东夷作战而耗尽精力、后方空虚之时，周人带着与戎狄交往而获得的青铜武器、马拉战车，偷袭了商朝的都城朝歌，竟然一战定江山，消灭了强大的商朝，以“小邦”克“大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朝代。
史书的记载透露出当时族群大迁徙的秘密。从卡拉苏克人、阿尔泰部落、古羌人、周人再到商人，军事压力从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释放出来，层层传导，最后压向了中原地区。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举起青铜刀剑隔山打牛，中原地区的600年商王朝轰然倒地。
草原上的一只蝴蝶轻舞自己的翅膀，万里之外的中原掀起了一场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
周人推翻商朝后，继承了商朝的青铜文化，并在青铜铭文上标榜自己的祖先是如何的贤能，自己的族群是多么的伟大。但是，不论周人如何在青铜器上粉饰自己族群的早期历史，抢占道德制高点，都不能否认他们的族群源头应该也属于戎狄之一，不能否认他们在西方传导的军事压迫下向东寻找生存空间的事实。好在他们的东进成功了。
从克里木齐人南下罗布泊到周人克商，大约1000年中，“西域争霸”的基本态势是草原族群占优势，他们往往来自西方的草原带或者北方的南西伯利亚草原，一拨又一拨地向东、向南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面对强敌的侵袭，逃避不是解决之道，周朝需要拿出应对之策，既要攘外，也要安内。
宅兹中国，以御四邻
追溯“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人们就会提到一件国宝级青铜器—何尊，以及何尊上的那句铭文—“宅兹中国”。
武王伐纣获得决定性胜利后，苦苦思索如何统治如此广大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他对大臣周公旦说，还没有定下都邑，彻夜难眠。从上天的规律看，洛地距离天室（上天都邑）不远，以后应该在那里修建一座都邑。这个故事记录在先秦古籍《逸周书》中。
打败商朝后只过了两年，周武王姬发就去世了，周成王姬诵即位，他的母亲是吕尚的女儿，吕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姜子牙，“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典故的主人公。周成王继承父亲遗愿，开始在成周（即洛地）修建都城，并召集宗族，进行训诰。一个叫何的贵族铸造了一件青铜尊，在尊内底部刻上铭文，纪念这一重大事件。这就是何尊的来历。
在何尊的12行122字的铭文中，出现了“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的语句，“中国”一词首次现身于历史长河之中。
关于何尊铭文“中国”两个字的解读，学者们仍在讨论，但基本一致的意见是，这件青铜尊为西周早期铸造，当时所说的“中国”，并非现代人理解的“中央之国”的含义。一部分学者认为，铭文“中国”是说洛地交通便利，处于天下之中的有利位置。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的“中”字表示上古时期人群祭祀和战争时所用的建鼓，一种由高杆挑起的鼓。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等少数民族在丧葬仪式上仍然使用建鼓这样的乐器。所以，“宅兹中国”的含义是“在洛地居住，在洛地祭祀”。而且从句式上分析，“宅兹中国”和“自兹乂民”应该是同类句式，后面的“乂”字是治理、安定的动词含义，因此前面的“中”应该也是动词含义，表示祭祀。在商周时期，维系族群精神的祭祀仪式几乎是头等大事。从周武王根据周人的上天信仰，选择洛地作为未来都城的修建地点来看，把“中国”理解成“在洛地祭祀”可能更为合理。
所以，何尊铭文反映的是周灭商后周朝上层的国家内部建设，当时刚刚经历了剧烈的改朝换代，国内局势仍然不稳定。铭文中一句“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就反映了胜利来之不易，是以蛇吞象，显然巩固胜利也并非易事。周朝王室必须设法把贵族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周朝充分发扬了中华文明的根基—祖先崇拜传统，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宗法制度，设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阶层，宗族内部根据嫡长子继承制设有大宗和小宗之别，让贵族们各自明白自己的地位。根据地位的不同，能够享受的祭祀级别也不同。
这就是周朝的“安内”。安内的同时，周朝还要“攘外”，抵御来自周边的越来越强烈的侵扰，明确本族群、本国与外族群、外国的界线。
其实，在商朝中后期，商人就已经感受到北方、西方其他族群的威胁。商朝的边境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比如在一片甲骨上记载，有一天“工方”入侵商朝，劫掠人口。又一天，卜师问商王，接下来会平安吗？商王看了卜骨后判断，情况不妙。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土方”从西面入侵商朝，占领了两个城镇。而西北方向的“羌方”也是商朝的主要对手之一，在最早的一批甲骨文中，就记录了商朝杀掉羌人俘虏祭祀。同样，羌人肯定也不会饶过商朝人，双方的战事旷日持久。一度弱小的周人就曾经依附商朝，协助商朝对付西面的这些强敌。
通过甲骨文，商朝人把那些对本国有很大威胁的各方族群“记录在案”。但是，在甲骨文记录之外，商朝人可能并不了解的是，青铜时代的草原带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化，正是这种变化让商朝人以及此后的周朝人无法安然入睡。
当时的草原上，由于马、牛、骆驼等大型动物的驯化完成，草原人群对于草原特性的了解增多，畜牧经济正在向游牧经济演变。
一般来说，畜牧经济往往只是农业人群的一个“副业”或者若干“主业”之一，畜牧人群仍然需要农耕经济的支撑。比如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6000年前的伊朗北部山区，人们主要从事灌溉农业，也饲养山羊和绵羊，以畜牧经济补充农耕经济；向西到高加索山区，那里的农耕与畜牧并重，家畜以牛、羊、猪为主；再向西到东欧，那里不仅有农耕和畜牧经济，人们也保留了狩猎和采集生计。
游牧经济虽然是从畜牧经济中演变而来的，但是与畜牧经济有本质区别，游牧经济已经能够独立于农耕经济之外自行运转，游牧人群在草原上赶着牲畜四处游走，以放牧这些牲畜为自己的主业，甚至是唯一的主业。畜牧人群的活动范围有限，往往围绕自己的农业据点小范围迁移；游牧人群的活动范围很大，不同的季节他们有不同的牧场，既保障了牲畜有充足、新鲜的青草吃，又保障了草原不会因集中过度放牧而退化，反而因牲畜的踩踏和排泄物滋养而生长得更佳。
这正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有趣且独特之处。生物学家知道，森林生态系统属于人为干预越少越好的系统，而农耕生态系统则强烈依赖人为干预才能良好运转。与前两者不同，草原生态系统的繁盛需要人力干预，但又不能过度干预，它是草地、牲畜和游牧人共生的一种系统，草、畜、人之间相互影响，通过游牧经济活动实现动态平衡。
游牧人群对于草原规律的掌握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在3000多年前的欧亚草原带西部，当时的畜牧人群每20多年就会整体性地迁徙扩张，原因是经过多年的使用，本地的草场发生了退化。这类人群应该就是最早尝试游牧的人群，游牧经济可能最初是在草原的一个小范围内产生的，但是游牧人群一出现，他们对于游牧空间的需求就驱动他们向外扩张，而为了在不断迁徙中获得各种补给，不论是食物还是工具，他们会纵马闯入邻近定居的畜牧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严重威胁畜牧人群、农耕人群。这个过程迫使很多人群武装自己，于是产生了分化：要么增加自己的机动性，也变成游牧人群之一；要么提高聚落防御力，更多地依靠农耕社会的优势—粮食、人口以及技术，与游牧人群对抗。
如此一来，古代世界的两大阵营—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就在这种动荡局势中慢慢浮现。从世界范围看，距今4000—3000年前，被称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过去，有所谓的雅利安人大扩张之说，雅利安人是生活在欧亚草原带的游牧族群，他们从公元前14世纪起从中亚入侵古印度，创造了印度历史上的吠陀文化；从公元前1200年起入侵古希腊，消灭了迈锡尼文明。
其实，当时这场游牧族群的大扩张，可能并不是某一个族群制造的，草原带上游牧经济的扩散，加剧了各个族群的征战和迁徙，所以站在农耕世界的角度看，似乎是草原带上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马上族群，要来灭亡自己的文化。
游牧族群的大扩张，很可能与草原上的“战车革命”有关。大约距今3700年前，在两河流域的北方，轻便、坚固的马拉战车登上历史舞台，当时的战车可以同时将一位驭者和一位弓箭手载入战场，把机动性和武力结合在一起，根本性地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战争模式。历史学界曾经把驾驶马拉战车冲出草原的族群统称为雅利安人。
很快，马拉战车横扫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然后西进突入古埃及，向东突入古印度。几百年后，马拉战车远远扩张到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中国的北方，那时正是商朝的后期。
20世纪上半叶种族主义流行时，德国纳粹曾经宣扬自己的日耳曼民族源自古老高贵的雅利安人，其理论来源之一就是本书第一章 谈到的德国学者海克尔。其实基因分析表明，现代日耳曼人中继承雅利安人基因者只有20%左右；与古老的雅利安人血缘最紧密的现代人群，是德国纳粹从种族上进行贬低的现代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这真是对种族主义者的一种讽刺。这种基因分布其实很好理解，雅利安人是草原带的游牧人群，与其血缘关系最近的肯定是有更多草原血缘背景的人群，而不是有更多农耕血缘背景的人群。
现在，让我们回到东方的商周。周朝取代商朝，本质上就是欧亚大陆上游牧族群大扩张引发的一个结果。商朝是以农耕为主的王朝，周朝取代商朝之后，也从一个农耕兼畜牧的西北势力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游牧族群掀起的冲击浪潮，是两个王朝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西周的灭亡也与游牧族群威胁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为了博美人褒姒一笑，点燃报警的烽火台，多次戏弄赶来救援的诸侯。后来犬戎真的来攻打周朝的镐京，诸侯无视烽火，镐京被攻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了。
这则东方版“狼来了”的故事戏说的成分很多，不过有些信息可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抵御来去如风的游牧族群的袭击，周朝肯定会设立预警系统，邻近的诸侯会共同组成防御体系，一旦有变，立即赶来救援。历史学家目前认为，犬戎是在周朝出现内乱的时候被其中一方请来助拳的力量。
犬戎在史书中也被写作猃狁，是活跃在甘肃、陕西一带的游牧族群。猃狁在西北地区的强势表现，佐证了周人东进灭商确实是“压力传导”的过程，并非周人强大到占据西北地区后的行为，周人是被其他西北族群赶向东方的。即使周朝建立后，猃狁也仍然是周人的梦魇。《诗经·采薇》中写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这首诗描写的是周朝戍边将士的抱怨，豌豆采了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说可以回家，却总是回不了家，都是因为猃狁这个凶悍之敌。
翻开中国地形图，我们会看到一个半圆弧的山地区域围绕着东部、南部的大片平原区域，这个山地区域由燕山山脉、阴山山脉、贺兰山山脉、横断山脉构成。在畜牧经济流行的时代，中国北方地区不同人群的文化面貌其实差距不是很大。在这个山地区域，人们既从事农耕，也从事畜牧，毕竟畜牧经济是非常依赖农耕经济的，所以山地人群与中原农耕人群有着很深的文化联系。即使远在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石峁文化，也呈现出农耕社会的很多特点，以农业为主业，兼顾畜牧业，修建坚固的定居点，等等。但是，当游牧经济席卷欧亚草原带时，出现了流动性非常强的草原族群，他们来去如风，远程军事打击能力强大，严重威胁山地区域的族群乃至身后的中原农耕政权。
在对立与冲突的过程中，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一个更加强调机动性，草原族群逐渐向游牧国家演进；另一个更加强调稳固性，农耕族群逐渐向农耕国家演进。两者之间山地区域的那些曾经的畜牧族群，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拼机动性、战斗力不如草原族群，拼人力和物产又不如农耕族群，逐渐被两边的强敌吞并了。
比如历史上的山戎，在考古学家那里叫作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就是和石峁文化人群有冲突的东北族群，山戎是其后续，是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政权。在东周时期，强大的山戎曾经把燕国等北方诸侯国打得很惨，直到春秋首霸齐桓公挺身而出，号召东周列国“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向北驱逐山戎。山戎很可能是在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政权的夹击下灭亡的，此后那片区域崛起了一个游牧政权—东胡。
另一个更靠近中原的山地区域政权是孤竹，其曾经长期盘踞在燕山山脉南北和太行山一带，也是中原王朝的重点打击对象。齐桓公讨伐孤竹后回师，却迷路了，于是依靠老马的记忆力找到了道路，这就是“老马识途”的典故由来。
基因研究也反映了山地区域族群的尴尬境地。比如在内蒙古靠近陕西边界的朱开沟遗址，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前到距今3500年前。通过对该遗址中出土的古人牙齿进行dna鉴定，发现其主要是亚洲东部的人群基因型，尤以中国北方和中部的基因型为主。在那个年代，朱开沟地区的人群可能从事的是畜牧经济，从基因型上看，他们与南面的中原地区人群很相似。
在朱开沟遗址向东不远处还有另一处遗址，大概属于东周晚期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遗址。从基因分析看，这个后来的遗址人群的基因型延续了朱开沟人群的基因型。但是，从当地的墓葬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丧葬风格：一类墓葬中墓主头向东，另一类墓葬中墓主头向北。考古学家推测，前一类墓葬可能属于游牧族群丧葬风格，而后一类墓葬可能属于中原族群丧葬风格。这表明南北方的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的文化都对这个中间地带施加了影响力。
所以，华夏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是如何在人们的心中形成的呢？
因有四邻，始有中国。
为了抵御四面八方与本族群文化不同的其他族群，尤其是北方、西方强大的游牧族群，华夏族群的“中国”概念形成了。中国与四邻有着经济和政权模式的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了文化与文明的差异。如果把目光放长远、放广阔，我们会发现，文化中国的产生，既是中华大地族群自身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西北地区乃至整个欧亚草原带变革传导而来的力量使然。
这就是欧亚大陆上的蝴蝶效应，那时的欧亚大陆已经紧密联系，没有哪个区域是孤岛。
族群扩张：从生物基因到文化基因
从距今4000多年前到距今2000多年前，“短短的”2000年里，整个欧亚大陆就从诗意的旷野变成了拥挤的闹市，不论是在适宜农耕的平原和盆地，还是在适宜游牧的草原、适宜渔猎的丛林，每个族群的人口都实现了大量增加，整块大陆上的族群摩肩接踵、摩擦不断。
从基因角度看这段岁月，我们的祖先们以族群为单位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扩展着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其过程明显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基因扩展模式就是本书第二章 所说的“填空模式”。在大陆上还有许多渺无人烟的处女地时，族群的扩展基本上是填补自然环境中的空白，从事农耕或畜牧的族群迁徙到没有其他人类占据的新空间中，把那里变成自己的家园。当然，说那些处女地完全没有人烟，并不是很准确。狩猎采集人群也曾经广布整个大陆，只是他们的人口密度太小，族群规模也很小。所以，在农耕族群和畜牧族群闯入他们的空间时，人数过少的狩猎采集者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要么远遁山林更深处。
在“填空模式”下，一块新空间的族群基因是与他们的故乡族群一致的，至少短期内是一致的。族群与族群之间有着较为分明的基因型差别，分子生物学家也很容易追踪这些族群的起源地。由于起源地不同，族群扩张时继承着各自的文化，因此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别也很大。克里木齐人南下罗布泊之举基本上可以算是这种模式的扩展。
第二种基因扩展模式是“群体替代模式”。此时渺无人烟的处女地已经很难寻到了，每一块区域都有族群生活，只是族群有大有小，族群的文化各不相同。族群之间还很陌生，交往很少，文化差异甚至语言差异很大，于是族群与族群之间会视对方为无法沟通的“异类”。在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下，或者纯粹为了争夺更好的生存环境，强大的族群会去侵占弱小族群的生存空间。很多弱小的族群要么被消灭，要么被驱赶到其他的区域，鸠占鹊巢，该空间的族群发生了替代。
在“群体替代模式”下，空间的族群基因发生了替代，从原来的原住民基因型变成了新居民基因型。也许有极少量的弱小族群成员被强大族群接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相差很大，社会地位也相差很大，这极少量成员没有或者很少有后代，他们并未给强大族群的基因库增添什么新基因型。奥库涅夫人驱赶克里木齐人、卡拉苏克人驱赶阿尔泰部落的过程，大体上属于这种模式。
第三种基因扩展模式是“上层更换模式”，此时各个族群都有相当多的人口，彼此之间也有所了解，不论是语言、文化还是经济，都有一定的交流存在。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战争是靠专业化的军事力量来进行的，最终某个族群的政权被推翻，过去的上层王族、贵族更换为新的上层王族、贵族，而其下的黎民百姓仍然还留在原地，接受新统治阶层的管理。
在“上层更换模式”下，一个区域的基因型变化会比较复杂。底层广大民众的基因型会保持不变，而上层统治者的基因型可能会发生更换，并且与底层民众的基因型不一样。也有可能，新的统治者与旧的统治者本来就基因相近，这时候政权更迭甚至不会带来基因型的变化，不论是上层王族、贵族还是下层民众。这个时候，发生变化的是文化基因，而不是生物基因。
文化基因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仿照基因（gene）提出一个新词—谜米（meme），用来描述“文化的复制基因”。在他看来，文化上的一个观念、一种行为在人群中被模仿、被传播并流行开来的过程，其实与生物学上的基因通过生物繁殖而遗传和传播的过程十分相似，不同谜米即文化基因之间的生存竞争关系，也与生物基因之间的竞争在原理上类似。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萌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化时，这种文化基因的竞争也就产生了。
在“上层更换模式”下，生物基因的更换可能是较少的，但文化基因的更换可能更为重要，对于族群的影响更大。因此，当古代社会迈入人口众多的族群相互竞争的时代时，文化基因之间的竞争就成为主流。某一族群、政权与其他族群、政权之间的分野，可能并不是生物基因，而是文化基因。
以中原地区的族群扩张为例，当农业养活了更多人口时，农耕族群开始向有耕种潜力的空旷区域一拨拨地扩张，他们或者携带着北方的粟、黍等作物，携带着南方的水稻等作物，或者携带着西方传来的小麦、大麦，走向新的原野并将其改造成农耕区。这个时候基因的流动是“填空模式”。当各种文化族群并立而起，开始争抢比较好的资源环境时，就进入了“群体替代模式”，比如中原一些强势文化的对外拓殖群体对于南方或北方山区一些弱小族群的驱赶。
再往后，像周朝取代商朝这样的历史事件，就呈现出“上层更换模式”的特征。周朝以小邦掀翻大邦，原来的商朝统治者换成了周朝统治者，而商朝的底层民众成了周朝的底层民众，他们该种地的还是种地，该畜牧的还是畜牧。从基因上讲，也许周朝的上层会给中原地区注入一些西北地区的基因型，但其实这种基因的交流早在周朝取代商朝之前就已经开启了。中原地区族群的生物基因变化很小，真正改变的是文化基因，周的宗族礼仪文化逐渐确立，并替代了商的那种包含鬼神信仰的文化，然后逐步强化了中原地区乃至更广阔区域的族群的“中国”文化认同。
处在春秋时期的孔子评论管仲的言论，生动地表达了当时贵族阶层的文化认同观念。根据《论语》记录，子贡对孔子说，管仲不能算仁者吧？齐桓公杀了管仲原来的君主公子纠，管仲却不去殉死，反而辅佐了齐桓公。孔子回答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于各路诸侯，匡正天下秩序，民众至今都享受着管仲的恩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
孔子最在乎的是头发是束着的还是散开的，衣服是向左开襟还是向右开襟，这就是族群的文化认同，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贵族最为珍视的，是他们的文化基因。
在那个时代，有着共同文化基因的中原王朝，正在以其充足的粮食产量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发动向四方的“文化基因扩张”，此前由西向东朔风劲吹的基因扩张与文化扩张趋势，即将发生东西大逆转，西域争雄的下半场大幕拉开。
小贴士 食奶影响了人类历史
自从人类能够捕获大型哺乳动物，比如骆驼、马、牛和羊，人类就接触到了一种优质的蛋白质食物—动物的奶。但是，人类曾经很难有效消化吸收奶的营养成分。这是因为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必须借助体内的乳糖酶来分解、消化奶中含有的乳糖蛋白质。大多数哺乳动物只在婴儿时期拥有这种神奇的乳糖酶，能够消化母亲的乳汁，长大后体内的乳糖酶就消失了。人类曾经也不例外。
幸亏有了天赐的基因突变，让一些人群拥有了特殊的乳糖酶基因，即使长大成人，体内也拥有乳糖酶，能够消化动物的奶。这个特殊基因出现的时间大概在距今9000年前，出现的地点很可能在欧亚非大陆的西部，因为现代人中，欧洲人和非洲人中拥有这种基因者很多，而亚洲人、美洲人普遍缺少这种基因。具体来说，东亚、东南亚的现代人群中有高达85%~100%的成员没有这种基因，而北欧的现代人群中只有不到10%的成员缺少这一基因。
人类对于动物奶的日常食用，可能起源于万年之前。考古学家通过分析古代陶器碎片上吸附的残留脂类判断，亚洲西部可能是最早食用动物奶的区域。这个时间与乳糖酶基因出现的时间非常接近，基本上可以认为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也许人类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尝试喝动物的奶，但都无福消受，直到有一天，人类突然发现自己能够消化动物的奶了，从此以后，动物奶成为这些人及其后代的日常饮品之一。
人类饮用动物奶的直接证据，来自科学家对于先民牙结石的研究。他们分析了蒙古国中部和阿尔泰山一带古人牙齿上的牙结石，这些古人大概生活在距今5300年前，属于欧亚草原带东部先民。牙结石所含的蛋白质成分显示，那些古人的确饮用了牛奶和羊奶。
看起来，经过约5000年的传播，食奶方式随着驯化动物的扩散，已经到达了蒙古高原上，这个过程中一定伴随着乳糖酶基因人群的扩散。考古学表明，5000年前的确有一支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古老文化向东扩散。
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食奶证据，恰恰来自新疆小河墓地。考古学家发现墓主人的颈部和胸前散布着一些淡黄色的块状物，在随葬的草篓里也有类似的颗粒状物，值得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东西基本上是牛奶制品，以及少量羊奶制品。进一步的蛋白质分析表明，块状物和颗粒状物的蛋白质还不一样，颗粒状物应该是全成分奶的残留物，而块状物以酪蛋白为主，缺少乳清蛋白，这说明那是奶酪，而且是用乳酸菌发酵牛奶制成的，现代名称叫“开菲尔奶酪”。这个发现把世界开菲尔奶酪的制作历史推进到了距今3600年前，它也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奶制品。
同样是在蒙古地区，在距今3200年前的古人牙结石中，科学家分析出了马奶的成分。在这个时期，马奶消费与马的骑乘技术同时在欧亚草原带的东部出现，这反映了当时草原上的重大转变，即人群正在从定居性较强的农耕—畜牧社会转向游牧社会。此后到了匈奴帝国时代，马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见食物。
从人类需求来说，从马、牛、羊身上提取的奶类食品，比单纯宰杀它们获得的肉类食品能够提供多几倍的能量，更不用说其他营养成分了。人类驯养和繁殖马、牛、羊的过程，也是对它们进行基因改良的过程，让它们向着更为温顺、产肉和产奶更多的方向进化。野牛与家牛在体型和性情上的明显差别，证明了上万年来人类对于牛的进化的人工干预。
乳糖酶基因在草原带的传播，是否增强了草原人群的力量，使他们对于周边区域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然而，地处草原带南面的华夏地区的人群一直缺乏乳糖酶基因。虽然黄牛、绵羊乃至马匹相继进入中原地区，但是华夏地区的农民们能够饮用动物奶的人寥寥无几，因此西亚、中亚的农民很早就挤奶并大量食用动物的奶，这种方式在华夏地区一直没有普及，那些动物主要还是作为肉食和毛皮来源而被豢养，以及用作农耕和拉车畜力。
假如古代东亚地区的人群出现了乳糖酶基因突变，而西亚地区人群却缺乏这种基因，人类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貌呢。
第六章 逆转山河——汉匈掀起西进狂飙
当棺盖被几位考古人员合力抬起时，棺内合葬的男女遗骸以及从未被扰乱的随葬物品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场景。墓主身上覆盖的织物中，一件色彩斑斓的织锦在灰尘遮蔽的墓室里是如此的醒目，立刻吸引了考古人员的目光。当这块织锦被缓缓展开时，鲜艳的蓝、白、红、黄、绿花纹之间，露出了蓝底白色织出的汉字“国”“东方”“五星”等字。当织锦全部展开时，汉字组成的语句让在场者脱口而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次考古挖掘的是新疆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时间是1995年10月。在棺盖被打开的此前一天，一位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刚好带着一面五星红旗赶到尼雅遗址挖掘现场，他的名字叫齐东方。这块织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与考古学家齐东方、五星红旗之间出现了神奇的巧合，成为此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考古学界趣事。
其实，这块织锦的神奇故事还未结束，织锦上文字所揭示的族群演变历史同样神奇。
藏在织锦里的精绝与南羌
织锦上的文字与齐东方、五星红旗和中国之间的巧合，给人们增添了谈资，但从学者的角度看，这些只是巧合而已。这块织锦是西汉王朝的皇家工场织造品，正如本书上一章所说，不同时期的古人对于“中国”的解释是不同的。西周人所说的“宅兹中国”，指的可能是他们进行祭祀的洛地，对应着天上的都城位置。在西汉，“中国”基本上还是指代东周人所说的洛地及其周边的中原地区，是地理概念而非国家名称。“五星”在西汉的时候，指的是夜空中的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镇星五星，即人类用肉眼能够看到的夜空中的五大行星。在东汉道家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后，这五颗星的名字被改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这些名称沿用至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说的是天象上五颗行星都会聚于东方天空，中国地区就大吉大利。反之，如果它们都会聚于西方天空，“外国用（兵）者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其实并不完整。在墓室中还出土了一件织锦残片，它与“五星”织锦其实是同一件织物，它们的花纹都是一致的，这件织锦残片上还有三个字—“讨南羌”，因此织锦上的完整语句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尼雅遗址在当时属于精绝国，这个墓室里刻有“王”字的陶罐表明，墓主应该是精绝国国王。那么，相距遥远的西汉与精绝国为什么会发生联系？“南羌”又是哪里呢？
让我们先从精绝国的基因探寻那段历史。
尼雅遗址在1901年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他从遗址里带走了大量的文物，轰动了欧洲学术界，尼雅遗址也被称为“东方庞贝城”。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尼雅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尼雅遗址中出土了西亚风格的玻璃器，希腊风格的艺术品，犍陀罗（位于今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的古国）的装饰图案，古印度的棉织物，中原地区的锦、绢、漆器、铜镜、纸片等。可以说，这里是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和古波斯四大古代文明的一个罕见交汇点。
科学家对尼雅遗址一个男性成年个体股骨上所含的线粒体dna进行了检测，发现他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因型，与西亚和伊朗人群的基因关系最近，而与东亚人群没有基因联系。对比新疆其他遗址的古代人群dna，科学家发现同属和田地区的一处于阗国遗址的人群dna与尼雅遗址人群相近。于阗国与精绝国同属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昆仑山下区域，历史上于阗国还曾经吞并精绝国，所以两国人口基因相近并不奇怪，但它们与西亚、伊朗人群基因相近，这还是能揭示出一些人群迁徙的往事。
根据碳十四测年，尼雅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200—1500年前，从西汉时期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而于阗国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200—1700年前，从西汉时期到三国两晋时期。学者们猜测，在精绝国出现之前，应该就有一支西亚、伊朗基因人群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在昆仑山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绿洲上生活，甚至向东扩张。到了西汉，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凿穿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阻隔，汉朝开始对西域各国包括精绝国产生影响力。
从基因型上讲，精绝国人群有着西方的基因型，与汉朝的东亚基因型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精绝国与汉朝交好。那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皇家织锦，很可能就是汉朝赠送给精绝国国王的礼物，被精绝国王室视作具有压制敌人的神秘力量的物品，在去世时也要带入地下随葬。
那么，要征讨的“南羌”又是哪里？
南羌，也叫南山羌。所谓南山，指的就是昆仑山。张骞出使西域回到汉朝后，向汉武帝汇报说黄河的源头就在于阗国，而上古传说中的昆仑山应该还在更西边。根据河流发源于于阗国的山脉，刚好于阗国又出产玉石，与古籍中记述的昆仑山很吻合，于是汉武帝金口玉言，宣布于阗国的南山就是昆仑山。
现在我们知道，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并非昆仑山，而古籍记载的传说中的昆仑山，虚无缥缈，不能深究实际对应的山脉。当时的张骞与汉武帝并没有今天我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判断有误不足为怪。汉武帝定名的昆仑山倒是一直流传至今，指代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线高大山脉，在那时，西域绿洲国家习惯称呼其为南山。
南山羌就是昆仑山上的游牧族群。从族源来说，南山羌很可能来自古羌人部落，并融合了周边其他部落的部众。南山羌曾经蛰伏于汉朝的羁縻之下，后来试图北渡湟水寻找合适的土地定居而发动了叛乱，其背后也许有汉朝的死敌匈奴的支持。公元前61年，汉朝大将赵充国以70岁高龄率军出征，征讨反叛的羌人，临行之前，汉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先讨个好口彩。赵充国很快平定了叛乱，然后又积极地在当地屯田，使当地长治久安。
所以，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织锦，很可能是这次胜利后制作的“宣传品”，然后礼赠昆仑山附近的绿洲国家，精绝国获得了一件。
精绝国国民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那么南山羌人是不是属于土生土长的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呢？也未必。古羌人及其直系后裔基本上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但南山羌人不仅继承了古羌人的基因型，他们可能还融入了另一支重要族群—小月氏人的基因，而小月氏人是有着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族群，因此历史上的南山羌可能是东西合璧的，族群与基因是融合的。
匈奴和它的草原敌手
既然有小月氏，那就还有大月氏。既然谈到月氏，那么我们可以正式引出秦汉王朝的死敌—匈奴。要搞清楚西北地区的族群演变，匈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族群。
从历史上看，匈奴自战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威胁战国七雄中的北方三强—秦、赵、燕，一直到东汉时期被汉朝联合鲜卑等部众打垮为止，匈奴与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王朝缠斗了几百年。然而，如此重要的草原强权，它的很多细节还没有搞清楚，比如匈奴的族源仍然是个谜团。
难点在于，匈奴是一个欧亚草原带东部的部落大联盟，它囊括了广阔区域里各种背景的部落，很可能融合了西伯利亚、亚洲东部、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基因型的族群。所以，从扩展模式来说，匈奴是很典型的“上层更换模式”，匈奴很可能从一个核心的部落，通过不断的征服过程，把各个部落的部族都纳入自己的统治，那些部落原来的上层贵族要么被替换掉，要么臣服于匈奴单于，成为单于管理各个部落的代理人。
既然匈奴政权的族群来源多样，一言难尽，那么我们能不能确定构成匈奴政权统治核心的单于族群的来源呢？
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蒙古国境内一处匈奴时期墓地内的60多具遗骸进行基因检测。这处墓地的年代为距今约2000年前，正好是匈奴称霸蒙古高原的时代。通过分析后发现，墓地中近九成人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约一成人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学者们还曾对蒙古国东北部另一处匈奴贵族墓地的三具遗骸进行基因检测，发现一位是西部基因型，两位是东部基因型。
所以，至少从墓葬中的匈奴人基因分析，匈奴族群中的大多数应该是土生土长的欧亚大陆东部族群，主要来自欧亚草原带东部的各种部落。但是，至少在2000年前，匈奴人中有一部分人属于欧亚大陆西部来源的族群或其后裔。基因型比例虽然确定了，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匈奴单于一族的族源归属，是属于占多数的欧亚大陆东部族群的一员，还是属于占少数的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一员呢？
语言学的分析也面临着这种尴尬的情况。几十年来，语言学家试图根据秦汉王朝对于匈奴一些专有词汇的直译发音，与各个族群的语言进行比较，以确定匈奴人讲什么语言。既然是一个部落大联盟，匈奴人内部肯定也是讲各种语言的。但是，汉文文献中记录的一些专有词汇，一般来说应该是匈奴上层使用的语言，是单于一族的语言。语言学家们长期争执匈奴人所讲的语言应该属于突厥语系统还是蒙古语系统，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