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记（出版书） 第11节
多族群比邻而居的状态，就会带来族群的通婚，发生基因的交流。《左传》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春秋时期晋国的晋献公有两个儿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他们的封地分别在蒲和屈，都在山西境内。由于内部权力斗争，两位公子打算离开封地逃到白狄去。重耳最后在白狄那里生活了12年。白狄是游牧人群，他们活动的区域其实离重耳的封地很近，而重耳选择到白狄避难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母亲狐姬就是白狄人。重耳即赫赫有名的晋文公，姬姓贵族，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第二位霸主就是他。这样一位华夏族群的重要人物都是族群融合的后代，当时普通民众之间的通婚融合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在春秋时期的东周列国向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过渡，一些小国被大国吞并的同时，那些散居在山岭丛林中的蛮夷戎狄部落也加速融入了华夏族群的政权，被绑上了群雄逐鹿的战车。或者从基因的角度说，这些部落的基因都流入了华夏族群的基因水库里。
不过，在战国时期，基因水库中的“主要水体”肯定是华夏族群，这是兴盛农业养育的众多人口所决定的。
战国七雄之间激烈的竞争，推动这些政权都基本上以“耕战”作为国家基本政策，积极鼓励农业开发，增加人口，因为人口就意味着生产力和战斗力。恰好在这个时期，铁器技术已经进入中华大地有一段时间了，铁制农具开始应用于耕作，进一步促进了农耕区的扩大。
当时，各个诸侯国都形成了自己的大片农耕区，比如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山东中部、以魏都大梁为中心的豫中平原，都因粮食富足、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而被史家称道。司马迁就称赞战国时期的秦地“膏壤沃野千里”。其他诸侯国也并不逊色，比如齐国人口也非常密集，人称“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魏国“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也就是说，几乎都没有可以放牧的地方了。如前所述，畜牧经济、游牧经济单位面积养育的人口与农耕经济相比，只是个零头。所以，在人口增长后，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把畜牧区、游牧区变成农耕区，就成为古代政权的理性选择。
于是，原本“牧区包围农区”的中原大地早期景象消失了，那些原来从事畜牧、游牧乃至狩猎采集的部落也都消失了。他们融入了战国时期农耕人口的汪洋大海。从基因角度讲，农耕人口的基因构成了基因水库的“主要水体”，那些非农耕人口的基因则像是一滴滴雨水落入了池塘里。
这个池塘，就是汉人族群的基因库，它以中原华夏族群农耕人口为主体，接纳了一部分源自四面八方、从事各种生计的其他部落人口，待国土广大的秦汉王朝确立，“帝国时代”开端，汉人这个概念也很快得到了确立。
秦吞并六国之后，声威震动东亚，秦朝之人被称为“秦人”，显然被吞并的六国遗民并不一定认同，他们合伙掀翻了秦朝。但是，在汉朝建立后，汉朝之人自称或者被他称为“汉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便后来汉朝灭亡，进入混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这个有着“文化基因”的概念也被各个政权接受了，哪怕政权的建立者是非中原族群。正如史学家所言：“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朝代名称虽然变幻无常，但族群都以汉人自称。
只是当汉之时，全国人口的情况是北方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在西汉元始二年（恰好也是公元2年）的全国户籍普查中，北方地区户数占全国的81%，广大的南方地区的户数只占19%。这个人口格局，将随着人口的一次又一次南迁而被打破。
客家客家，男客女主
谈到汉人的南迁，最具代表性的南迁人群莫过于客家人了。今天全世界自称客家人的人口多达几千万，由于客家人在中国重点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靠近沿海，因此海外华侨中也有很大比例的客家人，他们大多是下南洋的客家人祖先的后裔。
正如本章开头所讲，客家人极其重视自己的文化，特别是语言，想必是由于他们的祖先在从北方地区南迁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与大自然、与周边敌对族群的抗争，而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提高本族群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就是文化基因的力量。
客家人与汉人族群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他们的南迁路线是怎样的？他们与南方其他族群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客家人的基因里。
分子生物学家采集了福建长汀各地的客家男子148人的样本，以分析客家父系遗传的情况。结果发现，这个地区的客家人与汉族、畲族、侗族的基因型联系紧密。从比例上看，来自汉族的父系基因型占80%以上，来自畲族的父系基因型约占13%，来自侗族的不到7%。也就是说，这些客家人的父系祖先主体是来自汉人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畲族、侗族的先民，他们的基因也融入了这部分客家人社会之中。
但是，汉人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全国各地的汉人族群在基因上也有差异。客家人的祖先是源自哪里的汉人呢？在这次研究中，分子生物学家把汉人族群分成了中原组、华东组、湖广组和西南组。福建的其他汉族基本上都可以归入湖广组，而长汀的客家人群体则属于中原组，他们与河北、山西的汉族人在基因上最接近。
所以，客家人自称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的后代，这个说法在父系基因上是基本上站得住脚的。只是需要补充一点，也有少量客家人的父系祖先是来自畲族、侗族先民的。
畲族是南方一个很复杂的族群，关于他们的起源学者们仍然议论纷纷。相对来说，他们与苗瑶族群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有人猜测，畲族是唐宋时期从广东扩散的苗瑶族群分化形成的。而客家人在基因上也与苗瑶族群接近，应该是客家先民吸收了部分畲族先民的结果。
从一些特殊的基因突变判断，长汀的这个客家群体可能是从中原出发，向南进入湖北、江西，然后再转入福建西部的。他们在湖北时，与历史上的荆蛮族群发生了基因交流，融入了某种突变基因。至于少量侗族父系基因的来历，也许是这批客家人先民在途经江西时，与侗族先民发生了基因交流。
客家人的父系遗传以中原移民为主，那么他们的母系遗传是不是也以中原移民为多呢？
线粒体dna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有趣的一幕。客家人线粒体dna上有一个基因缺失的变异，在客家人群体中大概20%的女性有这种变异。在中原汉族中这个比例是10%，在畲族人群中这个比例是15%，而在湖南、广西的苗瑶族群中这个比例高达30%~50%。
假如这批客家人的最初先民都来自中原地区，他们后来增加的变异都来自苗瑶族群（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化一下，把苗瑶族群的变异比例设定在40%），那么客家人群体从10%的变异比例上升到20%的变异比例，要融入多少苗瑶族群的人口呢？
由于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如果客家人从中原走出的女性有1000人，其中10%的人有这种变异，就是100人。需要融入500个苗瑶族群的女性，她们有500乘以40%即200人有这种变异，这样整个融合的族群就是1500人中有300人是含有变异的，刚好是20%。上面的计算意味着，客家人女性先民中，有大约33%的女性先民是来自苗瑶族群的。
实际上，考虑到畲族女性中这种变异比例只有15%，比20%还要低，畲族先民与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先民有明显的族群融合，我们可以猜测，客家人先民的母系遗传比例中，来自非中原汉人群体的女性可能会占到一半左右，甚至更高。
更广泛的客家人群体的基因研究证实了这个猜测的比例。从线粒体dna的基因型看，梅州和长汀客家族群中拥有南方地区一些基因型的比例在60%左右，在河源客家族群中这个比例也超过了50%。相对于其他几个客家族群，河源客家族群与北方汉族群体的遗传关系更近一些。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客家族群的母系基因型存在着差别，也就是说，虽然客家族群都吸纳了很多南方地区族群的女性，但是不同客家族群吸纳的南方族群女性也不一样，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客家族群面对的南方其他族群是不同的。
客家人虽然数以千万计，但相对于今天南方地区的汉族人口来说，仍然是少数。通过客家族群基因发现的那些规律，同样适用于更广大的南方地区汉族群体。通过北方汉族群体和南方汉族群体的基因对比，分子生物学家发现，整体上南方汉族的父系结构与母系结构不太一样。从y染色体基因或者说父系上看，南方汉族男性与北方汉族男性的分化并不明显，南方汉族的男性主体上应该是北方汉族男性祖先南迁而形成的。从线粒体dna或者说母系上看，南方汉族女性与北方汉族女性的分化很大，南方汉族的女性中，来自南方其他族群的女性基因比继承自北方汉族女性祖先的基因更多一些。
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今天的北方汉族群体和南方汉族群体，有点儿像“同父异母”的兄弟。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父亲”（父系祖先）是相同的，即北方汉人男性；他们的“母亲”（母系祖先）是不同的，北方汉族群体是北方汉人女性祖先的后代，南方汉族群体大部分是南方非汉人族群女性祖先的后代。
现在，我们可以大体上描绘汉人南迁的故事梗概了。中国历史上，从北向南有三次很大的移民潮，即西晋灭亡前后时期、唐朝安史之乱时期以及辽金侵宋时期。在几次政局动荡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汉人族群被迫向南迁徙避祸。由于前路艰难，前途未卜，汉人族群的南迁以男性为主，毕竟在古代社会，男性是强壮的劳动力、战斗力。汉人南下后，在与南方族群的互动过程中，把很多对方的女性纳入自己的社会。这个过程也许是通过族群之间的联姻或通过族群战争抢夺人口实现的。面对在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上落后于自己的南方族群，南迁的汉人族群终于打开了自己的一片片新天地，最终反客为主，变成了南方地区最大的族群。汉人男性则尽力延续了很多北方的族群文化，在族群基因交融的同时，相对维持了北方的文化传统，或者说文化基因。
只是如果我们强调基因细节的话，那么南方汉人族群中的男性的确是“客”，这些族群中的女性大部分其实是“主”，南方土生土长的主人。
藏彝走廊：翻越山海遇到谁
古代汉人既不是唯一居住于北方地区的族群，也不是唯一南迁的族群。正如上一章涉及的，氐羌族群的一部分走向了高原，成为今日藏族的祖先；另一部分则从西北地区南下，成为今天云南很多民族的祖先之一。
以语言来划分人群的话，氐羌族群是今天庞大的藏缅语系族群的重要祖先之一。藏缅语系族群属于汉藏语系这个语言大类，包含300多种语言的群体。今天，说藏缅语的人群广泛分布于东亚、南亚和东南亚，覆盖了中国、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越南、缅甸和老挝等国家。在中国境内，藏缅语系族群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和湖南等省份。如果按照现代民族的划分，藏缅语系族群包括藏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门巴族、珞巴族、彝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基诺族、羌族和普米族等各民族，总人口超过2000万。
氐羌族群的大规模西走南下，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其标志性事件可能要算秦穆公的“称霸西戎”。
秦穆公任好是春秋五霸之一，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文公重耳，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位春秋霸主。可是，在秦穆公的时代，任好的女婿重耳把晋国治理得很强大，秦国被晋国死死地挡在函谷关、崤山以西，向东半步都困难。秦穆公不得已向西发展，消灭了很多戎人部落。连周天子都惊讶于秦国西进的胜利，赏赐秦穆公以金鼓，鼓励他在扩张周朝影响力方面的巨大贡献。不过，如果当时的周天子知道后来灭亡东周的正是强大起来的秦国，该做何感想呢？
秦穆公向西扩地千里，对于原本生活在那里的氐羌部落却是一场灾难。这些从事游牧、畜牧的部落迁徙性很强，为了躲避秦国的兵锋，开始四散奔逃。大批藏缅语系族群的氐羌先民沿着所谓的藏彝走廊南下到四川、云南等地。地理上的藏彝走廊“北连甘青黄土高原，南接云贵高原”。
基因研究发现，藏缅语系族群的南迁与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人南迁的模式很像。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y染色体基因与北方人群非常接近，这说明从父系的角度讲，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确来自北方地区。藏缅语系族群的线粒体dna却与南方人群、北方人群都有很大的差别，是南方人群与北方人群的混合。从母系的角度讲，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女性祖先既有北方人群，也有南方人群。
不过，与汉人南迁不同的是，藏缅语系族群的南迁形成了许多族群，这可能是因为氐羌族群原本就很庞杂，不同部落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都有鲜明的差别，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完成族群的克里奥尔化，形成相对一致的语言和文化。所以，不同的部落分别南迁后，他们的文化面貌并不相同，最终演化成不同的族群。此外，相对来说，南迁的汉人群体在面对南方当地部落时有着较大的人口和技术优势，而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在面对南方当地部落时，这种优势并不大，因此会受到南方部落较强的影响，不同的藏缅语系族群产生分化。
比如今天的彝族，从基因上看，不同地区的彝族群体差别是很大的，他们在语言、文化方面也有很多的分支。再如纳西族，不论是父系基因型还是母系基因型，都混合了相当多的南方人群基因，这说明纳西族祖先在南迁时，与南方当地部落有更多的通婚交融。
南迁藏缅语系族群混合南方人群基因的比例，还与他们的祖先进入南方的时间和周边部落的情况有关。
从历史上看，云南南部的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以及湖南的土家族等藏缅语系族群，他们的祖先可能更早进入南方地区，而云南西北的傈僳族、怒族、普米族的祖先南迁比较晚。正好基因对比表明，云南南部和湖南的藏缅语系族群有比较高的南方人群基因比例，而云南西北的藏缅语系族群的南方人群基因比例较低。基因学与历史学很好地吻合在了一起。
更为有趣的是，从线粒体dna上看，云南西北的藏缅语系族群更接近北方人群，而云南南部和湖南的藏缅语系族群更接近南方人群。这似乎暗示，氐羌族群在南迁的时候，最初可能是包括男性、女性在内的整个族群一同迁徙的，并不存在性别上的迁徙差别，迁徙队伍中男女比例接近。作为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和畜牧部落，氐羌族群的女性同样可以跟着大部队，赶着牛羊一起行进。相对来说，汉人这样的农耕族群在迁徙时，可能就存在性别上的迁徙差别，迁徙队伍中男多女少。
所以，比较晚近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的母系基因来自北方人群的比例更高。随着与南方人群的长期融合，比较早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的母系基因来自南方人群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婚配规律来说，女性更容易嫁入非本族群的社会中，流动性强，而男性要想融入非本族群的社会却很难，在族群间的流动性弱。这就造成了南迁藏缅语系族群在基因上也呈现出“南客女主”的面貌，只是过程与汉人南迁有所不同。
反过来讲，女性在各个族群间的流动性强，因此历史上也必然有很多藏缅语系族群的女性外嫁到南方当地族群中去，给当地族群的基因库中注入北方人群的基因。翻越一道道苍茫大山，蹚过一汪汪涟漪海子，藏缅语系族群的男女都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千面百越
南方地区曾经是现代智人最早进入中国的区域，最晚在3万年前，我们的直系祖先就已经在南方的江河湖泊和崇山峻岭中栖居了。当农耕时代来临时，南方地区的先民最早驯化了水稻，猪和狗的驯化也主要是在南方地区进行的。当文化之光初照中华大地时，良渚文化如同一座高峰屹立在四五千年前的江浙地带。按照史家定义的“春秋五霸”的一个版本，继齐桓公、秦穆公和晋文公之后，第四霸主和第五霸主并非中原豪强，而是在南方江浙水乡崛起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所以，当古代汉人和氐羌族群开始南迁时，南方地区并不是中原史书中所描绘的蛮荒之地，而是有着自己一脉相承的悠久文化与漫长历史。比如南方地区的腹地湖南中部一带，一直流传着梅山文化，也就是蚩尤文化。相传这位与黄帝、炎帝上古大战的部落首领最终败退的地点就在那里的大熊山，炎黄的追兵赶到此处后，发现山岭险峻、野兽出没，恐怕中了埋伏，于是不再追杀蚩尤。按照古书的描绘，梅山地区生活着九黎、三苗以及他们的后裔。在两汉三国时期，湖南也有长沙蛮、武陵蛮活跃。
对南方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族群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整体性族群名称，莫过于百越。百越族群最为有名的历史发生于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击败了宿敌吴国，然后挥师北上，与中原齐、宋、晋、鲁会盟，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
从历史上看，浙江、福建曾经是百越族群的政治中心，基因研究证实了史书的描述。在分子生物学家那里，百越族群有着自己独特的基因突变类型。根据突变基因在人群中的比例关系，他们发现，在现代汉族人群中，拥有百越突变基因最多的是上海人和浙江人，比例达到1/4左右。这显然是因为浙江曾经是越国的大本营，而很多现代上海人来自浙江。然后，比例由多到少依次是广东、安徽、湖北、辽宁、江苏、江西、湖南、河南……呈现出以浙江为中心，沿着海岸线附近扩散的特征。
据此我们可以猜测，在汉人南迁的过程中，南方地区拥有百越基因的一些族群融入了汉人社会，然后再随着汉人的走南闯北，走向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带。
但百越并非南方地区唯一的本地大族群，与之裂土分庭的另一个本地大族群是百濮。
从语言上看，百濮族群与南亚人群的关系密切。从地理上看，百濮族群也更多地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靠近南亚。早在汉人族群和氐羌族群南下之前，百越与百濮就在南方比邻而居，两者之间必然发生融合的故事，虽然故事的剧情并不一定是以和平方式展开的。
从地理分布上看，百越更像是现代智人沿着海岸线北上时在东南沿海扎根的人群的后代，而百濮更像是现代智人沿着内陆北上时在西南的山川里居留的人群的后代。从现代智人迁徙路线来说，他们的确是分为沿海和内陆两条主线北上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两条迁徙路线与百越、百濮族群的形成对应起来，跨度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南方不同族群之间也有着复杂的交流和融合，就像北方汉人也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族群经过克里奥尔化后形成的那样。
也许我们能说的是，百越族群中可能更多地含有沿海迁徙的那批现代智人（“海岸暴走族”）的基因，而百濮族群中可能更多地含有内陆迁徙的那批现代智人的基因。
有一条线索值得深思，那就是在东北亚的一些现代人群中，居然也含有一些百越族群的基因。比如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中，竟然有30%以上带有源自百越的特殊基因，甚至日本人中也有少量比例的百越特殊基因存在。这当然不代表东北亚的一些人群以及一部分日本人是百越族群的后代，他们拥有共同的特殊基因，也许是因为他们都从现代智人中的“海岸暴走族”那里继承了相关基因，那批现代智人沿着海岸线抵达过日本，也抵达过东北亚。这条线索暗示我们，最初的百越族群有可能确实是“海岸暴走族”的后裔。
从历史、语言、文化等各方面分析，在南方地区的本地两强博弈中，百越更占上风。从基因表现上看，起源自百濮族群的那些人群中，较为强大的分支往往拥有更多百越族群的基因；相对弱势的分支，很少有或者没有百越族群的基因。比如一些东南亚地区的百濮族群的后裔分支，他们融入了不到10%的少量百越族群基因；像百濮族群后裔布朗族、佤族等分支，他们的人口规模较小，体内没有发现百越族群的基因。
另一条有趣的线索是，从语言上比较，百越族群和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很接近，这暗示两者可能有着共同的祖先群体。
关于最早来到台湾的是什么人群，曾经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2000年前琉球古人南迁而来，第二种说法认为是来自东南亚群岛上的古人，第三种说法认为应该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南方古人。
如果我们考虑到3万年前“海岸暴走族”出色的迁徙能力，说不定现代智人在进入中国境内的那段时期，他们就已经发现了台湾。只是这个猜测并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支持。好在台湾一些古代遗址中有古人遗骸出土，能够提取基因进行分析，现代台湾少数民族的基因也可以用于对比研究。根据基因的研究，上面那三种说法中，第三种说法也就是台湾古人来自中国南方的观点被证实了。
台湾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如邹人、雅美人和卑南人，都拥有一种特殊基因，这种基因广泛分布于中国大陆，包括几千年前的陶寺遗址中的古人体内，以及沿海地区的汉族群体、内陆地区的苗瑶群体，乃至西北地区的群体中。唯独在东南亚群体中没有发现这种基因。据估算，这种基因出现在距今2.6万年前的长江流域，应该是现代智人进入中国大陆后才突变产生的基因。这表明这部分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是从中国南方迁入台湾的，并不是直接从东南亚漂洋过海而来的。
今天的台湾少数民族中，很多都有和距今1800年前台南遗址出土的古人相同的基因，而这种基因在中国大陆的分布频率更高，在东南亚则较低，这同样佐证了早在1800年前的台湾古人就是其大陆祖先的后代，而且还不断繁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了今天的台湾少数民族。
1800年前甚至更早，正是百越族群在南方地区肆意攀登每一座山岭、走遍每一片山林的时代。古人向台湾的迁移应该有很多次，那些跨过台湾海峡的先民中，想必也会有百越族群成员的身影吧。
南国诗篇，铁血铸就
汉人族群和氐羌族群史诗般的南迁，用差不多千年的时光，彻底改变了古代中国经济、人口“北强南弱”的格局，到唐代后期，在北方遭受安史之乱的巨大打击时，南方在经济、人口方面已经不逊色于北方了。经历短暂的唐末五代的混乱，中华大地迎来宋朝，南方甚至已经开始领先于北方，不论是经济还是人口。比如根据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统计，南方的户数为387.4万，已经达到全国总户数的60%，实现了对北方的彻底反超，从此之后北方再也没能夺回人口的优势。
在战乱的威胁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成为南方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如果南方本来就具备养活那么多人口的自然条件、增长潜力，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一拨又一拨的北方族群南迁，才逐步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大发展呢？
学者们认为，答案在技术和物种上。北方农耕社会积累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设备，这些技术和设备随着南迁人群被带到了南方，从而把南方原本的农耕潜力挖掘了出来。再加上宋朝时期从东南亚引入了高产的占城稻，优质的农作物品种让农民们如虎添翼。
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只是如果我们从基因的线索重新审视南方崛起的现象，会有更加细节的甚至是稍有不同的解释。
学者们往往把万年以来人口的增长归因于农业的进步，但我们的基因不这么坚信。从全球人群的线粒体dna的基因型数量看，世界人口的母系大扩张最早发生于距今1.5万年前或稍晚一点儿，但是肯定比最早的农业出现的时间早。
所以，农业起源的故事版本应该修改为，人类社会先是出现了较大幅的人口增长，在人口压力下，我们的祖先开启了农业，随着农业的进步，人口也不断增长。也就是说，首先出现的是一次人口增长，而不是农业。
为什么在1.5万年前人类出现了一次人口增长？我们前面曾经谈到，当时正处于冰期即将结束的日子，很多部落可能丧失了迁徙能力，他们只能固守原地自力更生。在过去狩猎采集的日子里，部落成员往往聚少离多，尤其是男性狩猎团队外出一次，也许要几天甚至更久才回来。正是因为冰期中他们被迫定居，较多的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男欢女爱引发了一次人口快速增长。
按理说，在女性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男性人口也在快速增长。按照人类生育的自然规律，母亲们生男生女的比例大概是106∶100，如果有206个新生儿降生，其中会有106个男孩、100个女孩。男孩出生数量比女孩稍微多一点儿，这是因为在卵细胞受精过程中，携带y染色体的精子比携带x染色体的精子稍占优势。
然而，y染色体基因研究让学者们大跌眼镜。从父系追踪全球人口增长，会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群在距今6500—2000年前经历了明显的人口增长，人口规模增加了10~100倍。人类人口的男性快速增长期与女性快速增长期并不一致。
从基因型数量来看，亚洲地区女性人口急剧增长最早发生在距今3.5万—3.3万年前，这个时间刚好是现代智人已经在南亚、东南亚扎根已久，准备向北进军东亚的时刻，反映了那个时期亚洲人口大爆炸。显然那个时候，男性人口也经历了急剧增长，但是并没有反映到基因型数量大增上。从人口增长率上看，女性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出现在距今11000—9000年前，这与大冰期结束后全球温暖期到来以及农业已经开始发端是一致的。男性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却是距今3300—1500年前。
既然男性、女性的人口增长应该是同步的，那么为什么基因显示却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呢？
我们不能只考虑出生率，还要考虑死亡率。
在狩猎采集时代，男性的死亡率是很高的。狩猎固然能够让男性展现他们的英雄气概，但是绝对没有什么浪漫气息，攻击性弱的猎物跑得飞快，攻击性强的猎物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反噬，足以让孔武有力的男性人类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并不会每天都背着梅花鹿、野兔回家，自己的女人煮好了果蔬汤，在家门口等待英雄凯旋。狩猎采集时代的家庭主妇想得最多的事情，不是自己的男人今天打到了什么好吃的猎物，而是自己的男人今天能不能平安归来。
即使是农业时代开启很久，人类社会仍然高度依赖狩猎采集和畜牧经济来养活人口，男性的死亡率仍然远远超过女性的死亡率。这就是几万年来现代智人在地球上大扩张，而从基因上看，女性基因型增加了很多，但是男性基因型迟迟没有多少增加的原因。很多男性没等到把自己的基因型传递下去，就已经死去了。
距今3300—1500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男性基因型出现了大增，这代表着男性人口快速增长，当然也代表着女性人口同步快速增长。这个时间正是中华大地掀起南迁大潮，南方人口和经济快速上升的时代。除了农业技术越来越进步，农作物品种质量更好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让南方崛起呢？
男性基因型大增，说明男性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让男性更多地俯身躬耕于田野，而不是张弓搭箭于丛林，远离了狩猎活动，他们的死亡率自然就下降了。对中国南方地区来说，农业能够大发展、人口能够激增，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那就是铁器的使用。
对南方地区来说，开展古代农业最大的麻烦并不是平原少、农作物产量低，而是南方的气温和降水量非常适合植被生长，肆意蔓延的野树、野草、野花会迅速吞噬古代先民辛苦开辟的那一小块田地，让他们的庄稼难以生长。
人们习惯上把原始农业称作“刀耕火种”，通过焚烧丛林来开辟田地。这种方式其实只适合北方较为干燥的地区，在南方地区很难推广。在古代，把树林点着并不容易，潮湿环境中活着的树木水分很多，难以点燃。因此，古人必须先把树木砍倒，让它们死掉，水分蒸发后，才可以放火烧出一块田。
但是，在锋利的青铜刀斧和铁制刀斧发明之前，用石斧砍树有难以想象的困难。有人曾经在亚马孙雨林做实验，让原住民使用石斧砍树，结果砍倒一棵直径1.2米的大树，花费了115个小时，相当于每天8个小时连续砍了两星期。以这个速度在雨林中砍出一亩地，需要将近半年的时间。别忘了，半年时间足够长出很多新的灌木了。使用铁斧，原住民用3个小时就把大树砍倒了。如果要砍出一亩地，他只需要一个多星期就能完成工作。实际上，亚马孙人是在欧洲人把铁斧传输到美洲后，才开始了刀耕火种、定居生活的。在此之前，他们基本上依赖狩猎采集获得食物。
中国南方地区的情况是类似的。只有铁器技术普及后，南方地区的农田开垦才能迎来新的时代，铁器不仅可以用来开垦出田地，而且可以用于锋利的耕田工具的制造等。
冶铁术最早产生于西亚，对，又是西亚！具体的地点可能是在高加索山脉一带。历史上，西亚的赫梯人是确凿的铁器族群，他们也努力保守先进的技术秘密。随着3000多年前赫梯帝国灭亡后，工匠四散，冶铁术迅速传向欧亚大陆各地，包括古代中国境内。新疆和甘肃都发现了3000年以上的铁器。不过，铁器传入中原地区可能要到春秋时期了，很有可能也是通过草原之路输入的。到秦汉时期，聪明的中国先民发明了铸铁技术，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古代中国的冶铁术超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直到工业时代来临之前一直领先全球。
正是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北方汉人、氐羌人群不断南迁，用先进的工具开垦了南方的农田，刺激了南方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崛起。不论是南方原来的主人百越、百濮人群，还是北方来的客人汉人、氐羌人群，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改变，让他们的男性成员的死亡率都大大降低了。
也许有人会说，铁器技术也刺激了武器的进步，战斗中死亡的男性也增加了。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基因型的变化看，战斗中死亡的数量显然影响有限，并没有阻挡男性死亡率下降以及粮食增产带来的人口大增长趋势。其实，在铁器时代之前，人群之间的杀戮也一直存在，阿尔卑斯山中发现的4000年前的“奥兹冰人”，就是被同类杀害后冰封于山中的。
伴随铁器南下的还有语言与文化，族群的南迁不仅是生物基因的扩张，还是文化基因的扩张。南下族群的y染色体与其语言的传播有着同步的现象，而线粒体dna却与语言的传播没有明确的同步联系。这正是本章屡次强调的“男客女主”的迁徙模式造成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同族群男性固守的根脉，他们很难融入其他族群，而不同族群的女性却容易跨族群融合，同时也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所以，虽然我们把自己讲的语言说成“母语”，但从基因的角度看，我们的语言其实是“父语”，是一代代的父亲把语言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壮阔的南迁史诗的字里行间，闪耀着父辈的坚守和母辈的包容。
小贴士 中国家犬的迁徙往事
在本书第三章 中，我们已经了解，家犬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狗是作为肉食而被饲养的。那么，中国家犬是如何从长江流域扩张到整个东亚，甚至奔向更远处的呢？
中国学者对比了26例古代家犬线粒体基因数据，发现其中的2/3都属于一类单倍型，从长江流域一直分布到黄河流域的中上游，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田螺山遗址中的家犬即属于此类，这个遗址所在的区域很可能是这类古老家犬的诞生之地。基因分析表明，大概在距今75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家犬有一次明显的种群数量激增过程，这类家犬迅速占领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广阔天地。狗的数量的增加和扩张，暗示了人的数量的增加和扩张，应该都是农业发展、粮食增加带来的结果。
此后，这类家犬又扩散到中国南方地区，甚至走向了东南亚的中南半岛、新几内亚岛、澳大利亚大陆以及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最远到达北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和南太平洋的新西兰南岛。这样的迁徙路线和我们在下一章谈到的南岛语系族群的扩张路线十分吻合，古人是带着心爱的家犬一起远足的。
距今7000—2000年前，中国的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的广大区域，至少生活着4类单倍型的家犬，上面谈到的那种单倍型是最主要的类型。然而，今天却是另一种单倍型的家犬占据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2000年来，中华大地上的家犬经历了一次“狗群更替”。
结合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人群体的南迁历史，我们可以推测这次狗群更替的剧情。2000多年前的南方大地上，百越人、百濮人饲养着自古以来的那种主要类型的家犬，而北方地区的家犬在基因型比例上已经有了改变。然后，汉人族群以及藏羌族群带着自己北方的独特基因型家犬南下，他们的农业技术更加先进，因此有更多的粮食来喂养人口以及喂养家犬。最终，来自北方的家犬取代了南方的家犬，构成了南方地区新的主流狗群。在南方地区狗群更替之前，昔日的主流家犬已经扩张到了海外，所以今天中国的家犬基因型与东南亚、澳大利亚乃至太平洋岛屿上的家犬基因型有着明显的不同。
狗果然是人类的好朋友，两者结伴而行几千年。只是狗的迁徙与人的迁徙在性别上不太一样。那些以男性为主体南下的汉人群体在带着狗一起走时，可能并不会对狗的性别有明显的选择，因此南下的狗群中，可能雌性与雄性的比例是符合自然比例的。如果说今天南方地区人群的祖先是“男客女主”的，那么今天南方地区的狗群的祖先则应该是“雄客雌客”的，基本上都来自北方。
第八章 跨越沧海——驶向远方的基因之舟
复活节岛孤悬在南太平洋的碧波中，距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屿有2000多千米，距离最近的大陆海岸线有3500多千米。鸟瞰该岛，可以看出这个三角形的岛屿的三个角实际上是三个大火山喷发形成的，在大火山之间还分布着一些小火山口。复活节岛完全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1722年，荷兰航海家在西方复活节那天发现并登陆该岛，因此将其命名为复活节岛。当地原住民则对该岛有自己的称呼—拉帕努伊岛。拉帕努伊岛上矗立着巨大的石头人像，为这个岛屿添加了神秘的色彩，并被世人津津乐道。实际上，“拉帕努伊”的原住民语言含义就是“石像故乡”。
拉帕努伊岛上的原住民属于航海族群—波利尼西亚人，也有学者认为，在欧洲人发现该岛之前，曾经有美洲印第安人融入当地原住民之中。从语言学分类来说，岛民们属于南岛语系族群中的一员，南岛语系族群生活在分散于整个太平洋的大量岛屿上，他们说着相近的语言。在欧洲殖民扩张活动开始之前，南岛语系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