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记（出版书） 第13节
学者们不禁猜测，古代有美洲居民携带着驯化的番薯跨海来到了复活节岛，很久以前这种高产作物就在岛上落地生根了。但是，美洲印第安人并不擅长航海，而且他们似乎对于航海也并不热衷。因此，还有另一个版本，复活节岛的岛民认为，自己的祖先曾经渡海到美洲大陆去，带回了珍贵的番薯作物。
不论是哪个版本，都表示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复活节岛与美洲大陆之间就曾经有人员往来，这就使学者们对于美洲人都是通过白令海峡而来的观点有所动摇了。
对番薯的基因研究，拨开了复活节岛上的番薯疑云。分子生物学家分析了近200份番薯的dna样本，以及30多份番薯的野生亲缘种的样本。他们发现，与番薯亲缘关系最近的植物是大星牵牛，与牵牛花有点儿像。最迟在80万年前，番薯从大星牵牛物种起源了。复活节岛上种植的所谓波利尼西亚番薯品种，在距今10万年前就已经与美洲番薯品种分离了，也就是说，在现代智人还在非洲大陆内转悠的时候，番薯就已经走出美洲，传播到了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并独立为新品种了。所以，复活节岛上的番薯并不是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的，也不是岛民祖先往返美洲带来的，而是大自然带来的。美洲的番薯种子可能是被飓风、洋流或者鸟类输送到了太平洋岛屿上，独立演化成波利尼西亚番薯。
18世纪下半叶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远航南太平洋时，随船携带的番薯其实是北美洲番薯品种，与南美洲的番薯品种不一样，今天太平洋诸岛上种植的番薯主要是欧洲人带来的北美洲番薯品种。
波利尼西亚番薯并不是大自然远程“快递”的唯一品种，生物学家发现，几百万年间，至少还有两种番薯属的品种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其中一种到达了夏威夷群岛，而另一种竟然通过波利尼西亚群岛跨越太平洋，再跨越印度洋，传播到了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岛上。
复活节岛番薯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但语言学家又发难了。语言学家发现，波利尼西亚语中的“块茎”一词，发音上与南美安第斯山原住民的盖丘亚语的发音极为相似，这绝非巧合。
在古代，美洲大陆与复活节岛之间到底有没有过交流呢？
后记 走出孤岛，四海一家
基因一路流动，从祖先到你我。
祖先的很多基因仍寄居我们的细胞中，每一代的祖先也会“制造”（突变）一些新的基因，人类的基因在传承，也在进化。长达百万年的祖先进化与迁徙历史，宛如一条条奔腾不息的基因之河，流过一年年春秋冬夏、东西南北。
倘若你问我：“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会反问：“你问的是何时何地的祖先？”
祖先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古人构成的，每一代祖先都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中。站在基因的角度看待中国人的祖先繁衍与迁徙的历史，我们大致上可以用一种“祖先层序”的思维来把百万年以来的各代祖先划分为若干层次（见下面图表）。
最远古的一层是第零祖先层，也就是直立人的时代。中华大地最早的直立人来自非洲，他们经由西亚、中亚一路而来。他们来到东亚的时候，可能已经步入直立人发展的后期了，而且他们很可能是从北方地区进入中国的，周口店北京人就是中国直立人的典型代表，甚至可能是最早的那批中国古人类之一。他们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但他们的到来本身就表示，即使在古人类石器技术如此落后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跨越亚洲大陆山重水复的地理阻隔。中华大地从有古人类的那一刻起，就与全世界建立了联系，只是联系有时如滔滔洪流，有时又细若游丝。
祖先层序
东亚的直立人时代，即是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基因与技术交流细若游丝的日子。东亚直立人群体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孤岛中，与外界特别是欧亚非大陆的西部严重缺乏交流，几乎只能依靠最初带过来的粗糙石器技术，加以若干本土化技术改进，在几十万年中孤独地艰难生活，最终他们全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他们的基因之河断流了。正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没有留传给我们，所以我用“第零祖先层”来描述他们。
之后从距今5万年前起，东亚古人类进入第一祖先层，那是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的智人扩张时代是从南方拉开序幕的，然后南方与北方的现代智人祖先联袂上演了跷跷板式的迁徙大戏，中华大地变得热闹起来。智人个体和群体的智慧赋予他们卓越的迁徙能力，不论是面对广阔的大海还是宏伟的山川，他们都有足够的技术和勇气去跨越阻隔，打破孤岛之魔咒。
在智人扩张时代，大陆上的地理阻隔已经失效，面对近乎空空荡荡的原野、丛林、山岭甚至近海岛屿，古老祖先的迁徙奏响了“填空模式”，智人的基因之河肆意漫流，冲向地球上每个适宜生存的角落。具体到中华大地上，他们或沿着海岸线暴走，从热带的南海海岸北进到温带的渤海湾，并深入陆地；或循着草原带的野兽脚印狩猎而来，从西到东席卷北方的山岗与平原……
严酷的盛冰期从距今2.65万年前一直持续到距今1.9万年前，这是我们古老祖先艰难的一段萎缩期。北方古老人群损失惨重，也许有少部分人群向南转移退却；南方古老人群则利用海平面降低带来的大陆与岛屿连成一片的有利条件，休养生息，养精蓄锐。
熬过了盛冰期后，第二祖先层掀开了，在南方蛰伏了数千年的祖先们抓住温暖间冰期的大好机会，挥动着长矛向北挺进，追逐繁盛的野生动物，采摘满山的野果野菜。第二祖先层的古人类迁徙方向，主要是自南向北的，他们的扩张过程反映到基因型上，就造成了今日南方人群基因型多于北方人群基因型的面貌。
从百万年前的第零祖先层到第一祖先层、第二祖先层，我们的祖先基本上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这样的谋生手段驱动着他们走南闯北。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进入了第三祖先层，他们的谋生手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时代来临了。
东亚的农耕时代绚丽且魔幻，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中华大地似乎被施加了丰饶的魔法，魔法棒点拨之处，各种农作物和驯化动物纷纷涌现。那高超的魔法师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智慧的祖先，第一批从事农业的祖先。他们在末次冰期“黎明前的黑暗”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各种尝试，在冰期结束后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农业革命。
农耕时代也是人口暴增的时代，伴随着粮食产量激增，大地上的人口快速增长，中华大地上的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拥挤。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带上小米、黄米或大米种子，赶着猪、狗、鸡、鸭，前往适合农耕的新天地，把东西南北广阔的大地变成农耕魔法的舞台。
农耕人口相对于狩猎采集人口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反映在基因型种类上也是压倒性优势。从基因扩张的角度讲，这个时代的人群迁徙主要是以“群体替代模式”展开的，尤其是农耕群体对于狩猎采集人群的替代，虽然彼此同属于现代智人之列。所以，农耕的传播意味着农耕人口基因的广泛传播和对少量的狩猎采集人群基因的吸收。
距今4000年前以来的较为晚近的祖先们，可以统一归入第四祖先层，那是属于文化基因传播的时代。东亚的文化基因时代在文明的钟鼓礼乐声中翩翩而至。我们的祖先以中华大地丰厚的农耕社会为基底，海纳百川地接纳了来自大陆西方的各种物产与技术，尤其是对国家制度建立与维系至关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然后再加以创新，终于奏响了中华大地独特的文明古国序曲。
文明的序曲并非中原地区的独奏，而是大江南北各个文明政权的合奏。每个政权固然是以某个族群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但在族群交融如此频繁和充分的环境中，真正区分不同政权的并非族群的生物基因，而是他们的文化基因。生物基因混杂的群体拥有近似的文化认同，从而构建了文化共同体—部族或宗族、政权或国家。他们之间的协调与竞争，已经不再只是生物基因的交流，而是文化基因的交流与碰撞。
在第四祖先层的早期，由于草原带西部接触一些重要技术的时间略早，率先崛起，因此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流动、传输有自西向东的趋势。一旦东亚地区吸收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元素，整合了内部之后，趋势就发生了逆转，以中原的秦汉王朝和东方草原的匈奴为代表的东亚古代帝国力量又开始自东向西扩张，把东亚人群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输入了西北地区。
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汉人群体及其他区域性的群体如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人群，以庞大的农业人口优势向四周扩散，尤其是向南方地区挺进，把本群体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撒向南国，撒向东亚和东南亚的岛屿，甚至跨海扬帆至星辰之下的大洋深处。
以上便是对积累于历史长河中的祖先层序的粗线条回顾，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从祖先以及动植物基因中读出的“无字史记”的内容梗概。翻阅由基因写就的这本无字史记，中华大地上祖先的迁徙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我们这些后人能够从这本天成之作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首先，我们不是东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都是交融的产物。
虽然仍有部分学者坚持中国人祖先的本土起源或曰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坚持中华文明的单纯的本土起源，但通过古代各个人群的基因比较，以及动植物基因的研究可以推断，中国人的祖先最初来自非洲，然后四面八方各个古代人群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人；中华文明既是我们的祖先立足东亚沃土辛勤耕耘、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大量外界的物产、技术乃至各种思想输入东亚，落地生根结出的硕果。那些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大洲之间的边界、国家之间的边界，都是迟至几百年以来的近代逐渐定型的人为界线，并不存在于古代人群迁徙的路途上。古代人群并不会用近代、现代的界线“画地为牢”，限制他们的基因交流和文化交流。
其次，基因趋于天下大同，文化迈向美美与共。
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决定古代各个人群基因交流的关键因素。直立人时代人口稀少，部落规模也很小，很多部落会在自然环境波动中自生自灭，他们比周围的灵长类如猩猩、猴子群体强不了太多。因此，远距离的基因交流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散落在大陆各个角落的直立人大体上独立进化。认为各个大洲的直立人会迈着同样的进化步伐变成相同的现代智人的观点，不太可能是事实。
当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张时，人口数量比直立人时代明显更多了，迁徙能力卓越的智人一路上甚至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进行杂交，更不用说现代智人不同群体间的杂交了。当农耕传播时代来临时，相比之前的狩猎采集时代，人口数量有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加。不同族群间的基因交流更为频繁，昔日因人烟稀少而相对独立进化的各个人群，此时彼此交换着自己的基因型，于是不同人群之间在基因型上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假以时日，全世界的人类在基因上将趋于天下大同。虽然人群与人群之间仍然会有分野，但这种分野主要是各自文化基因的差异，而非生物基因的差别。
最后，基因属于生命科学，祖先属于文化情感，在认识祖先与自我的路途上，理智与情感都是需要的。
科学是理性、理智的，不论人们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罢，科学用证据说话，揭示出祖先的秘史。没有科学成果的支撑，我们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搞不清楚。对祖先最大的不敬，莫过于认错了自己的祖先是谁，所拜非本尊。要清楚地知晓我们的直系祖先是谁，生命科学是最重要的工具，那隐藏在细胞中的肉眼不可见的基因上，镌刻着祖先的生命信息，那些信息把我们与祖先之间的血脉真正联系了起来。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尊敬祖先的人群，商周的甲骨文中包括大量祭祀祖先的内容。可以想见，在商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就已经建立起了对于祖先的尊崇意识和祭拜仪式。这既是古人面对危险重重的外界提高族群凝聚力的有效方式，也是给身处凡世间的自我一个确定性的“锚”，能够让渺小的个体知晓自己在历史时空长河中所处的位置，获得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中国乃至东亚文明圈悠久的祖先崇拜传统，源自古老的农耕聚落结构，是中国人独特的重要文化基因，区别于欧美古代文明圈流行的宗教传统。时至今日，对祖先的尊崇乃至祭拜，仍然是很多中国人重要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人们生活与生命中难以割舍的精神园地。
面对祖先，我们接受基因证据，我们也珍视精神传统。
但是，我们应该反对任何以基因之名打造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那些论调并没有科学依据。
所有的地球人都是现代智人，有着14万年前的共同祖母—线粒体夏娃，有着6万年前的共同祖父—y染色体亚当。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所有人的共同祖先不会早于3万年前。要追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祖先，也许只需要把时钟向过去回拨几千年就能成功找到。
也许有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本书尽量避免使用白色人种、蒙古人种、雅利安人种、尼格罗人种这类有着种族味道甚至种族歧视味道的词，除非引用早期学者的观点的需要。因为这些词混淆了现代民族概念与古代人群称谓，它们往往是臆想出来的名词，并无基因科学的支持，对我们理解人类历史造成了干扰。本书在描述古代人群时，更多地用中性的大洲和大洲方位的地域名称来表示人群，比如“东亚人群”“草原带西部人群”。本书有时也会使用“氐羌族群”“藏缅语系族群”这类包含民族名称的词，这些词已被学者长期使用，它们要么是对古代人群的描述，不会引起古今混淆，要么是语言学的中性描述，不会引起种族歧视。
必须强调，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民族，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才出现的概念，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文化基因的产物。基因告诉我们，早在1万年前农耕时代来临时，生物基因意义上的族群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以“民族”这个几百年前学者构想出来的文化概念来向远古反向推演，认为人类几万年的迁徙历史中，数以千计的族群之间有着明确的基因阻隔，族群之间有着本质的基因差别，进而判定族群与族群在智力、文化上有高低之分，这些观点是毫无科学基础的臆想。
例如历史上，汉人有自己的族群认同，匈奴人有自己的族群认同，羌人也有自己的族群认同，这种认同正是不同族群通过对各自祖先、神灵的界定和崇敬来强化的情感。这是历史形成的情感，并没有多大的基因依据。民族主义与族群情感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宣扬对外歧视，后者追求自我欣赏。
族群内部的自我欣赏只要不滑向对外歧视，就无伤大雅、无可厚非。只是我们应当警惕这种自我欣赏的潜在危险—族群滑向塔岛技术悲剧。
在复活节岛的传说中，第一批移民中有一位建筑师努库·柯胡，他是移民中唯一会建造房屋的人，跟他学习的移民都没有掌握建筑精髓，特别是没有学会如何盖屋顶，于是在努库·柯胡死后，复活节岛上的房子很容易被大风吹掉屋顶。离开故乡驶向复活节岛的航行中，努库·柯胡没有带上他的妻子同行，到了复活节岛后，移民却无力再回到故乡。因此，每当日落的时候，建筑师努库·柯胡就很悲伤，因为太阳落下的位置，正是故乡和妻子所在的方向。
由于地理阻隔，复活节岛、塔岛、日本列岛、澳大利亚大陆乃至中华大地、美洲大陆，在远古时代都曾经一度形成塔岛技术悲剧，令深陷其中的古人类、古代族群生计艰难。站在21世纪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丝毫不用担心自然界的地理阻隔会把中华大地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再次分开。但我们要警惕，那些族群内部自我欣赏所形成的某些消极的文化基因，会在族群与族群之间制造新的阻隔。
比如，以独立自主产生的本土人群进化、本土文明起源为骄傲，以吸收外来人群基因和文化元素为耻辱，这种本族群“情感迷恋”是对纯正血统的迷信，是对自身文化的自大，在本族群、本国度与外部世界间人为制造障碍。
另一种让群体陷入封闭状态的文化基因是迷信丛林法则或曰黑暗丛林法则。这类法则的信徒们认定，他人就是地狱，别的文化和文明是自己必然的敌人，为了保护自己，要杜绝与其他文化、文明的接触。历史确实存在一定的丛林法则现象，比如汉朝、匈奴对于西北地区弱小文化的冲击、欧洲殖民者对于美洲原住民文明的伤害和瓦解。但人类迁徙历史浩荡的主流是彼此开放而非封闭，东亚直立人因被动的封闭而陷入石器技术停滞的境地，中原各文化因为主动的开放，吸纳了大量外来物产、技术乃至思想，站上了古代文明的舞台中央……随着农耕时代后人口增长和族群融合，黑暗丛林法则早已失效，因为越封闭，越落后，越无法阻挡打破封闭的力量。
一旦拒绝外界交流，每一个人就变成了孤岛，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都会变成孤岛。几万年来，人类通过生物基因的突变和扩张、文化基因的创造和交融，最终摆脱了个人的孤岛、族群的孤岛，避免了塔岛技术悲剧。我们需要拥抱那些让各个族群能够平等地走到一起的文化基因，抵制那些分裂各个族群，在各个族群间制造歧视链的文化基因。
本书动笔于2019年年末到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时期，疫情迫使各个国家彼此关闭了国境通道，各个社区限制了人员进出。一种病毒能够感染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族群，这生动地验证了，全人类在生物基因上差异非常小，天南地北的族群早已有了充分的基因融合，只是这验证的方式过于苦难。
在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的很多有识之士都呼吁全球合作，共同抗疫。被迫暂时隔离的人们通过互联网举办了诸如“同一个世界：共同宅家”（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免费音乐会一类的活动，为陷入困境的世界和个人投下希望的光亮；各国科学家也在共享着对于病毒本身和抗病毒药物研究的信息……这正是由祖先创造、历史传承的积极、开放的文化基因在发挥作用，我们都将受益于这样的文化基因打造的人文环境。
“四海一家”的信条，经由一代又一代祖先的传承，已经写入你我的生物基因里，让它也写入你我的文化基因中吧。
今天的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还没有冲出地月系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仍然处于地月系统的孤岛上。正如百万年中人类祖先在地球表面的持续探索，人类向太空探索的脚步也从未停止，有朝一日，宇航员必将冲出地月系统，踏上火星和其他星球的表面，书写人类基因的扩张史记新章节，不输祖先曾有的勇气和英名。
那将是地球生命基因的荣光，那将是全体人类的荣光。